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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5日，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蒋介石发来战报：此役歼敌2万余。

蒋介石接到战报，喜得脸庞变形，大笔一挥又给加上了一个横，变成了歼敌3万余人。

这个歼敌数字对于正处于屡战屡败中的中国而言，无疑是给全国民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日寇虽然百般辩解自己在台儿庄仅损失了1万余人，可无论是1万余人也好，3万余人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太希望中国军队打一场胜仗了。

自淞沪会战失利和南京失陷以来，日寇就像被放出了瓶子的魔鬼一般，在中国大地上狼奔豕突了近乎一年。国民政府虽然成功地把日寇精锐部队引入了南方河网地带，使其丧失了机动性，避免了日寇从华北而来，打通平汉路和津浦路把中国军队分割包围的危险，在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可是，战略上的优势是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来验证的，并没有战术成功来的这么简单直接，如果不能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则对长期抗战极为不利。因此，国民政府始终在寻找着机会，准备与敌以痛击。

好在不久，这个机会就出现了。

1938年3月中旬，日寇第十师团（矶谷师团）和第五师团第21旅团（坂本支队）共约5万余人逼近了台儿庄地区，而此时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周边约有29万人。

双方军力看似相差悬殊，其实不然。

按照战前两国军力对比，5个中国士兵和一个日本士兵的战力相等。这倒不是中国军人的勇气和单兵技术就是差了这么多，而是综合了两军的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综合因素得出的结论。所以说，5万日军和29万中国军队在战力上基本持平。

日寇自进入华北以来，只被29军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在其他地区作战基本上顺风顺水，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这就极大增强了日寇的骄狂。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军队确实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上与日军相差甚大，二是诸路军阀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对国民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每逢战事，稍事抵抗就望风而逃，这就更加助长了日寇的气焰。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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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韩复榘帐下第3集团军约10万人马，装备精良。韩复榘本人也深受蒋介石重视，被委任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要知道，此时蒋介石兼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韩复榘做副手，其实就是把山东地区的战事全权委托给了他，此时李宗仁也只不过是预备军司令官而已，其地位远不能与韩复榘相比。

韩复榘得此重用，自然也加倍向蒋介石效忠。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因为自身的兼职确实太多，就把司令长官的职位让给了李宗仁，这就把韩复榘气得火冒三丈。韩复榘认为，还是反对老蒋吃香，不然，像李宗仁这样的两次反蒋的人又怎能担任五战区司令长官呢？像自己这样的，一心跟随蒋介石，到最后还不是不被重用？由此，韩复榘产生了故意消极抵抗日军的念头，不仅放弃了黄河天险，而且连续放弃了战略要地济南和泰安，使得日军机械化部队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泰安险地。

在抗战初期，怀有韩复榘这样心思的军阀们不在少数，像川军的刘湘、29军的宋哲元都是具有爱国情怀、积极抗日的将领，可是在面临着部队改编，自身实力受损的时候，刘湘阴谋反蒋，宋哲元跑到泰山装病，其他一些原属于西北军的将领们，连老长官冯玉祥的面子也不肯卖，明着服从命令，暗地里转身就跑，使冯玉祥丢尽了面子。不然，冯玉祥又岂会仅在抗战初期上过阵，中后期只能是留在重庆闲住？就是因为这些骄兵悍将们为了保存实力，根本就不把自己这位老长官放在眼里。

军阀们之所以有这种习气自有其缘由，但最重要的是，老蒋的名声太坏，在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时期，老蒋为了消耗军阀们的实力，逼迫敌方军阀们出兵，只要是军阀的部队损失过重，老蒋就撤掉番号。就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例，在陕西进攻红军，被歼灭了三个师，番号随即就被老蒋撤销。有了前车之鉴，军阀们更是不肯积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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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日战争是国战啊！如果军队如此不听招呼，都为了保存实力而阳奉阴违的话，那抗战还如何进行下去？鉴于此，老蒋下了狠手，韩复榘以“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为由被执行军法。

韩复榘的被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了军阀们，使得华北诸路人马终于开始听命了。

台儿庄地区的中国军队人数虽然不少，抗日杀敌的热情也异常高涨，但战力确实堪忧。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损失惨重，此时正在湖南、江西两地整军恢复，在华北地区除了中央军精锐的汤恩伯第20军团之外，都是由东北军、川军、鲁军、桂军、西北军等所谓杂牌军。就算中央军第20军团，其部下也仅有第13军和第52军算得上精锐。所以，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寇进行一场决战，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都不是李宗仁的嫡系部队桂军（桂军配置在淮北一线），李宗仁面临的压力极大。

但这确实是个机会。在矶谷师团和坂本支队突入到台儿庄地区之后，已经成为了一支孤军，只要是第五战区组织兵力得力，将士奋勇，还是有很大把握战胜敌军的。

那么，日本为何要孤军深入突入到台儿庄地区呢？

这还要从日军的战略策划说起。

日寇占领南京后，其实也认识到了其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为此，日军也开始加大了其在华北地区的攻击力度，从朝鲜驻屯军和关东军抽调主力加强到华北，意欲占领徐州，彻底打通平汉路，占领武汉。如果要让日军实现了战略意图，那国民政府在淞沪会战中给日军布下的局就会被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战略优势就会丧失。因此，这一仗必须要打。即使最后不敌，那也要边打边撤，千万不能转身就跑，不给日军分割包围我华北军队的机会，要知道，在千里平原上，以一双脚板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赛跑无疑是下策。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台儿庄战役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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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双方的战力对比是：

日军：矶谷师团和坂本支队共约5万余人。

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西北军）、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中央军）、第三军团庞炳勋部（西北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川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鲁军）和第战区直辖的第59军张自忠部（西北军）。

从中国军队的组成来看，都是一些不乏抗日热情的部队，但是要想把这些部队捏合在一起形成战斗力，必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军队之间的配合问题

这些军队过去不相统属，互相之间的作战风格又不尽相同。而且，中央军始终对杂牌军存在着偏见，杂牌军又对中央军始终怀有戒心。要想使他们能够互相信任进而配合作战，必须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厚此薄彼，即使部队再多，那也是一盘散沙。

其二、这些部队将领之间也矛盾重重，如同属于西北军的庞炳勋和张自忠就有着很大的矛盾，这二人在西北军时本是结义兄弟，私交甚好。可是在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投靠了南京政府，对张自忠反戈一击，害得张自忠差点丧命。这些仇怨如果不在战前解开，战事一开，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恶劣局面。

其三、中央军汤恩伯部的使用问题

按照李宗仁的战役谋划，汤恩伯部应作为战区的机动部队在外线运动，待到内线军队消耗日军到了一定程度、兵力大损的时候再出击，定会取得丰厚的战果。

李宗仁毕竟也是杂牌军出身，是深知这些杂牌军将领们的心思的。因此，在开战之前，李宗仁首先做通了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集团军的工作。

孙连仲是西北军悍将，也具有极强的爱国情怀和抗日热情，在李宗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感召下慨然从命。在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关键时刻，孙连仲表现得极为顽强，在其部下31师池峰城师长要求给31师留下几个种子的时候，孙连仲怒吼：

“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之尊，把自己视为普通一兵填进战场，确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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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的工作相对好做，一是孙桐萱本是在韩复榘被杀后代理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职位还未稳定，如果此役不服从命令，那下一个被执行军法的可能就是他了。而且，第三集团军全军都背着守土无力的骂名，都有着一雪前耻的决心。

川军孙震部就更不用说了。川军千里出川为的就是抗日，现在马上就面临着与日寇一战，岂有临战退缩之理？这一点在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誓死不退，战死滕县一事就可以得到明证。

至于庞炳勋和张自忠之间的矛盾那是私人间的恩怨，这二人，尤其是张自忠更是胸怀国家，肯于舍身忘死之人。所以，在庞炳勋部被日军围困之时，李宗仁令张自忠率部救援，张自忠二话不说就率军前往，救庞炳勋于水火之中。

李宗仁其实最为担心的还是汤恩伯部的使用问题。因为按照李宗仁的战役谋划，汤恩伯部是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一支奇兵。如果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按时出击，那就会置内线友军于极大伤亡。

因此，李宗仁在战前反复在蒋介石面前强调汤恩伯部的使用问题，汤恩伯也在蒋介石和李宗仁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听从李宗仁的命令行事。从战役经过来看，汤恩伯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李宗仁的命令行事，在出击的时机把握上还存在着保存实力的想法，但毕竟在最紧要关头，汤恩伯还是率军出击，与敌以重创，为台儿庄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客观地说，蒋介石派李宗仁率领着杂牌军参战并没有太多的阴暗心理，因为这也没办法，精锐的中央军经过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之后元气大伤，正在舔舐伤口，在短期内无力再战，华北战场也只能派出杂牌军来支撑局面了。可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李宗仁竟然能够令这些杂牌军服从指挥，虽然做不到如指臂使，但基本上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所以在台儿庄战后，蒋介石曾经惊疑地问李宗仁：“你竟然能够指挥杂牌军？”

台儿庄的胜利一是中国军队在民族危亡面前而表现出来的军人血性和勇敢；二是韩复榘被枪决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了那些还想要保存实力的军阀将领们；三是李宗仁始终用民族大义来感召这些将领，没有因这些军队是杂牌军就来轻视他们，尽量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公正、公平地对待他们。除此无他！

其实，无论是嫡系的中央军也好，杂牌军也罢，还不都是中国军队的一份子，还不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在亡国灭种、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哪里还有什么嫡杂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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